如果说，这还看不清，还存在着争议的话，诸葛亮亲自选定和苦心培养的接班人姜维，则十分明显地采取“以战争摆脱困境”的战略。诸葛亮以后，刘禅废除丞相一职，提拔亲信宦官与姜维分廷抗礼，姜维受到猜忌，不敢在成都呆，于是跑到沓中屯田，并多次发动北伐战争，以此巩固自身地位。

对于诸葛亮北伐是不是另有所图，争论比较多，还难以形成定论。但对于姜维的北伐策略，后人分析得比较透彻，认识基本一致。孙子告诫人们：“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争不是小事，发动战争容易，但要为此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这些代价值不值得，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曹爽当政时期，为了树立个人的威望，也发动了一次征蜀之战，他自任总指挥，驱动数路人马准备自秦岭山中的那些古道进攻汉中，继而进军蜀国。曹爽虽然是曹氏后人，但显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还没有出发就露出许多破绽，远在千里之外的司马懿看得一清二楚，托人转告曹爽不要冒进，曹爽反而理解为是司马懿怕自己立功，于是不顾劝阻执意进军，结果一战即败，好在这里天气发生变化，无法进军，自知无法取胜的曹爽顺势以天气为借口草草收兵了。此战虽然损失不大，但曹爽等人的威信受到了很大打击。

闲谈三国之：曹魏的农村工作和农业干部

三国拼武力，拼外交，斗智、斗勇、斗心狠，虽然不是李宗吾讲的靠“面厚心黑”夺天下，但在激烈的对抗之中，各割据势力都把谋略、战术、外交技巧发展到了极致，相应地也产生了一大批文武、外交方面的专才，形成了三国时期的人才之盛，这是三国历史为什么有魅力的地方。

相对而言，经济工作方面就逊色了许多。这是有传统根源的，秦汉以来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采取的都是抑制工商的政策，搞经济工作的人社会地位都不高，无论是公务员还是“个体户”，在社会中都不受重

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话在那时还不适用。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工作不重要，恰恰相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工作很重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成败。曹操从兖州起家以来，与陶谦、刘备、吕布、袁术、袁绍以及黄巾义军等军事集团斗争，与其说是拼武力，不如说是拼财经，在这些斗争过程中，都是以曹操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操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经济工作的重要，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

曹操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是屯田，始于建安初年，终于曹魏灭亡，前后七十年，其中建安末年在民屯之上又开始军屯，组建了若干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建设兵团”，使军屯前后也近五十年。这项政策影响深远，一方面在当世强大了魏国的国力，保证了军事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唐宋以至近代，对屯田制度都有效仿。

农民有两种，有土地的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民，有土地的是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各种原因失去土地的，就是雇用农或农奴，农民的增加、农奴的减少标志着社会在进步，即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但两汉以来，尤其是东汉末年以来，由于豪族的兴起，土地兼并的加重，失去土地的农民与日俱增，这是历史的倒退，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租用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二是卖身为奴。汉末卖身为奴的现象十分普遍，一旦卖身，全家都沦为奴或婢，并脱离国家户籍体系，所以东汉人口普查得到的数字，往往十分不准，尤其是东汉最后几次人口普查，与前世的数字相差越来越悬殊，社会动荡造成的人口锐减是主因，但在技术层面上也有一定影响，也就是有大量的人口没有纳入帝国人口普查的范围。

对租用别人土地的农民，交租的标准一般是收成的一

半，即五五分成，这似乎是一个定例，对此，张大可先生在《论曹魏屯田》中进行了专门考查。曹魏屯田的思路，也是沿着这个方向来的，也就是国家把得到的土地租给农民，然后收租，收租的比率就是收成的50%。换句话说，国家代替地主向农民租赁土地，农民过去跟地主交租，现在改为向国家交租。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连耕牛一块租，交租的比例提高到60%。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税率？要知道汉代农业税的比例大部分时候是三十税一，即3.3%，即使以十五税一来算，也不过是6.7%，曹魏屯田农民的税务负担是汉朝农民的十来倍。在农业生产技术很落后、生产效率不高的汉末，在这么重的税率下面农民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这是因为，军事斗争每天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保障，曹魏所能聚集的财富也十分有限，屯田这一块是相对有保障的，课以重税既是循前朝惯例，也有不得已之处。所以，曹魏对这一块工作十分重视，建立了独立、完善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设置了各级典农官，与行政、军事系统的干部相区别，专门从事屯田事业。在中原、淮南、关中、荆州、河北等主要农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