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节如果是真的，一方面说明袁绍是条汉子，佩得上英雄这个称号。另一方面，袁绍也有作秀的成分，就像曹操棒杀蹇父一样，是要向世人表明一个姿态，给自己政治上加分。但不管怎么样，这都需要勇气，需要胆识。《英雄记》里的这个情节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至少可以说袁绍不是饭桶，也不是愵夫。《英雄记》是王粲写的，看到王粲就不由得联想到郭沫若，二人都是绝世的才子，都有火热的激情，都有士为知已者死的气慨，也都是革命事业最热情的鼓动者。王粲是曹氏阵营的文胆，他写《英雄记》非但没有抹黑袁绍，反而为袁绍记下了这么精彩的一笔。联想到袁绍死后，曹操亲自前往墓前吊唁，并流下眼泪，可以看出即使互为敌手的曹魏一方，也从来认可袁绍的才干和业绩。

袁绍的英雄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即界桥之战。这是一场被史家明显忽略的重要战役，其战争过程的精彩和对以后局势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官渡之战。《英雄记》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此战的细节：

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瓚，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瓚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瓚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瓚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馀级。瓚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瓚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瓚营，拔其牙门，营中馀众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瓚已破，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馀人自随。瓚部迸骑二千馀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卻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

瓚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卻；会麹义来迎，乃散去。

在这场战斗中，袁绍采用示弱隐强之谋，派麴义率精兵800人，占据有利地形，以强弩1000张夹杂其中，隐蔽待敌，而袁绍本人率领的步卒数万人却摆在后面列阵。公孙瓒为袁绍之计所迷惑，以为袁军兵少，胜在掌中，即以骑兵冲击。麴义兵埋伏在树下不动，待敌距阵地数十步时，精兵突起，千弩齐发，公孙瓒军溃退。退据界桥营垒，又被袁军击败。界桥之战成为北方战局的转折点，公孙瓒主力被击跨，最终走向失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袁绍临危的表现，与当年在董卓面前横刀相视颇为神似。界桥之战袁绍以少打多，变被动为主动，以精锐800人向敌之三万余人发起突击，一举击败敌人。要知道，公孙瓒的实力也不容小视，他有一支号为“白马义从”精锐骑兵，是汉末几大王牌主力之一。

三国有一个怪现象，关键战役总是弱的一方好打，强的一方反而难打。官渡之战仍然是以少打多，但这回少的是曹操，多的是袁绍了，战役的结果竟然走不出“以少胜多”的魔咒。到了赤壁之战，更是以少打多，孙刘少，曹操多，结果少的一方又胜了。夷陵之战，还是以少打多，结果少的又胜了。

冷兵器时代是不是很容易产生以少胜多的结果？在信息不畅、作战手段原始的情况下，战争的偶然性比较大，一些流言、一次瘟疫、统帅部一次偶然失误，都会使战争局势即刻逆转。

临危不惧、英雄神武、大智大勇的袁绍，到了官渡之战仿佛变了一个人，可能这就跟下棋一样吧，处于绝对优势的一方容易保守，想得比较多，处于弱势的一方，则处处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变化中寻求逆转的时机。

还有一种可能，历史从来都是青睐胜利一方的，作为失败者，没有多少发言权，像项羽一样虽败犹荣的毕竟是少数。那也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因为项羽的敌人是秦，而它也是刘汉的敌人，故尔司马迁可以放开写。

像《英雄记》这样能给袁绍留下那么多“光辉形象”已属于不容易了，透过这些记录，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袁绍，这个袁绍可能更接近于真

实的袁绍。只是历史不会留太多的成功记录给所有人，有人成功了，就有人会失败。

只是，成功的是英雄，失败的，未必都不是英雄吧。

闲谈三国之：选曹植和曹丕谁更可靠

昨天（注：是2007年8月12日）看“百家讲坛”重播的易中天先生品三国，讲到“夺嫡之争”这一段，讲了曹操选接班人的标准不选“谁是最可爱的人”，而要选“谁是最可靠的人”，也就是在政治上既成熟又可靠。按照这个标准，曹操最后选择了曹丕，因为曹丕比曹植政治上更可靠，曹操更放心。曹丕即位后，能保证曹操既定的方针、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曹氏的江山能更加稳固。

按照易中天先生的看法，如果选择曹植接班，对曹氏江山来说可能就会充满变数和不确定。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