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士人队伍里还有一个人，此时深得董卓的信任，可以经常出入太师府面见董卓，这个人就是蔡邕。但一提起他，王允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蔡邕，曾经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是士林中的一员，但自从来到董卓身边，立即变了个人似的，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董卓当太师，就是蔡邕带头倡议的。

王允对蔡邕的成见还可以追溯到二人许多年前在胡广府里共事的时候。王允曾是胡广的首席幕僚，蔡邕是胡广的得意弟子，二人一起共事，互相知根知底，但关系却很一般，这与他们的性格有关。

王允好激动，蔡邕好沉静；王允路见不平一声吼，蔡邕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王允有点看不惯他。

现在，王允和蔡邕都深受董卓的信任，但在王允看来，这有本质的区别。自己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消灭董卓，而蔡邕是结结实实的士林叛徒，已经完全沦为董卓的哈巴狗。

所以，图谋董卓的事，不仅不能跟蔡邕商量，还要提防着他才行。

就在王允冥思苦想不得要领之际，一个人进入他的视线，这个人是他的同乡李肃。

李肃跟王允一样都是并州人。现在，像他们一样在长安的并州人还有不少，当年丁原手下人多势众，在吕布的带领下都归顺了董卓，并且一同来到了长安。

但来了以后却感到很失落，与凉州军相比，并州军得不到重视，以李肃为例，不仅在并州军倒戈事件中立了有大功，而且协助凉州军与关东联军作战，在抗拒孙坚的战斗中立有战功。但是，他的职务升得很慢，勉强当了个大校师长（骑都尉），不仅与董家的弟兄子侄不能比，与凉州系统的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人也差得远。

李肃如此，并州军的领头人吕布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为董卓立下的功劳更大，职务也仅比李肃高半格，是个准将（中郎将）。并州军其他人的情况更可想而知。

因为同乡的关系，李肃和王允有了一定交往，言谈间常流露出来不满和牢骚。王允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这是个机会？

王允不露声色在加紧了与李肃的往来，通过李肃又联络上了吕布，大家都是老乡，搞个同乡会什么的，一块吃吃饭、郊游郊游，总还不至过于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来二去，他们

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能说到一块。

他们说的中心议题是：董卓太不够意思，太对不起并州的弟兄们了，大家舍生忘死、背景离乡跟随董卓到长安来，头上顶着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骂名，为董卓的事业出生入死、玩命打拼，到头来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

说心里话，王允对吕布的为人也看不上，光是卖主求荣这一条，王允就能鄙视他一辈子。但现在为了反董大业，王允也跟吕布套上了近乎，随声附和，添油加醋，有时还会编一些不利于董卓和吕布团结的小道消息，让吕布越想越恨，越想越觉得跟董卓这一步棋错了。

偏偏这个时候，董卓跟吕布之间又发生了两件小插曲，加速了吕布反董的步伐。

对这两件事陈寿和范晔的记载均相同。一件是：董卓这个人性格急躁，冲动起来做事不计后果，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对吕布不满意，拔出手戟（一种防身的短兵器）就朝吕布掷去，幸亏吕布身手好，躲过了，不然命就没了。事后吕布主动承认错误，董卓的气也消了些，对董卓来说这事可能就过去了，对于吕布，心有余悸之下增添了新的许多不满（由是阴怨卓）。

另一件是：吕布可以经常出入董卓的内室（中閤），一来二去跟一个侍婢私通上了，吕布怕这个把事最终被董卓发现，心中一直惴惴不安。

这是正史对这两件事的全部记载，没有更多的细节了。至于把这两件事合并成一件，并且指明了事发地点（如凤仪亭）和当事人姓名（如貂禅），那就纯粹是虚构了。关于这方面的考据文章有很多，在此就不予赘述了。

反正几种因素一综合，王允居然把吕布策反成功，答应除掉董卓！

董卓撤回长安后，老将朱俊被任命为河南尹，留守洛阳一带。朱俊马上打出反董大旗，与关东联军相呼应，陶谦表奏朱俊为车骑将军，还给朱俊增援了三千人马。为了对抗朱俊，董卓派牛辅驻扎在陕县，派李傕、郭汜等人率主力数万人征讨朱俊。朱俊实力不够，被击败。

在凉州军团东进的这一段时间里，给王允、吕布消灭董卓创造了机会。

据王粲在《英雄记》中记载，吕布刺杀董卓这一天是初平三年（192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当天，生病很长时间的献帝刘协大病初愈

，按照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刘协将在未央殿接见文武百官，董卓穿着朝服，乘车前往。董卓有很多特权，他的车子可以一直到达殿门外，但他还嫌不够安全，沿路布置了很多警卫，夹道布岗，一边是步兵，一边是骑兵，搞得密不透风，无泄可击。

但这又不堪一击，因为负责董卓保卫工作的是中郎将吕布。吕布已事先布置好，让李肃带着壮士秦谊、陈卫（《九州春秋》说还有一个人叫李黑）等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