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偏在这时候犯在了杀人不眨眼的王相国手里，但具体情节不详，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结果，也不好乱编。总之，曹操在谯县被抓了起来，这件事记在《三国志夏侯渊传》里。

要知道沛国的监狱不是那么好坐的，小罪在这里就变成大罪，活罪也能弄成死罪。眼看曹操凶多吉少。

说起来王吉没有专门跟曹家叫劲的理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出身又相似，不说惺惺相惜，最少也不应该惺惺相斗吧？

可这位相国的脾气谁也摸不准，他已经由打击犯罪变成了杀人取乐，已经发展成精神分裂症和臆想狂，一旦杀红了眼，就会六亲不认。现在还好，曹操被关在县里的监狱里，还没有报到沛国相那里，曹嵩赶紧四处找人疏通，争取在案子报上去之前把曹操放出来。

酷吏带出来的都是硬茬子，县令这里也不好说话，费了好大劲，花了好多钱，才给出一句话来，说要是有人肯主动站出来把罪行承担下来，可以考虑放人。

夏侯渊第一个站出来愿意替曹操扛罪，这样曹操就放出来了。后来，曹嵩又继续活动，费了更大的劲，才把夏侯渊弄出来。

曹操究竟犯的是什么罪，成为一个迷。不过，推测起来，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平时喜欢些恶搞，有时搞出了头，弄出一些乱子，倒是有可能的。要命的是，偏偏遇着个酷吏。

这件事，以抹黑曹操为唯一目的《曹瞞传》倒没有记载，所以可以推测事情的情节不那么恶劣，要知道那些写手们正愁没有料可爆呢。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但对曹嵩的触动很大。乱世，衰世，做个顺民很难，你不惹事事情会来找你，要做就要做个强者，否则家业难保。

面对听话却显软弱的曹德和不听话却激情迸发的曹操，曹嵩心里的太平又发生了转向。也许吉利这个孩子将来更适应这个时代，能成为一个强者，保护曹家在乱世里不受欺凌吧？

同时，他自己对未来也需要重新规划了，毕竟，他才刚满四十岁，似乎还没有到在涡水边隐居的时候。

就在此时，京师的一个好朋友专程让人捎来了一个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内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的消息。

为什么是秘史？

历史通常有两种写法：正史和野史。

正史，是正统的历史，正式的历史，总之是一贯正确的历史。而野史，有时与正统相对，是在野的历史；有时与正

式而言，是野趣，是闾巷风情、街谈巷说、遗闻佚事。野史对正史构成了补充，但却因为它的原始性而给人留下一个粗鄙的印象。

或许，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写法。去掉正史的端庄，剔除野史的粗稗，以另外的视角和手法俯瞰逝去的时代。挖掘出心灵的隐秘是它的使命，透视幕后的玄机是它的专长。这种理想中的写法，拥有正史的一贯正确和野史的一贯鲜活，同时兼具时代感和心灵穿透力，这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追求。

这种写法，似正史又不是正史，有野史的特点却不是野史，姑且冠之以“秘史”吧。虽然，这断然不是一项发明，但却是此刻我想表达的愿望。

秘史之秘，在于秘密，在于隐秘，在于不能言传却又很想诉说。用这种眼光看历史，突然发现庄严肃穆、充满堂奥的历史原来很好玩，不仅值得回味、梳理和沉思，也具有趣味性和娱乐性。

于是，我想用它写三国，写三国时代的曹魏。

尽管三国不好写，曹操更难写，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开始了这漫漫的旅程。因为，我喜欢这段历史。

我出生在安徽省亳州市双沟区，那时候这里叫亳县双沟公社。每次去县城，都能看到路边几个很大的土堆，有人说那里头埋着曹家的人。

于是，我常以古谯县人自居，以曹操的乡亲为骄傲。多年来，无论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自觉地专注于这个家族，专注于这段历史，收集到大量的资料。

对远足并无特别爱好的我，多年来先后去了许昌、临漳、洛阳、成都、西安、宝鸡、汉中、亳州、徐州、九江等地，每次行程只有一种想法，就是寻找曹魏时代留下的每一处印记，感悟历史，谛听心音。

越接触得多，越感到它的博大与浩渺。

曾经看到方诗铭先生说：要是有人能按照正史的路子，完整地写一部三国的历史小说，那将是一件伟大的事。但他也引述顾颉刚先生的说法，觉得这件事几乎不可能有人做到，因为工程量太大了。

我理解顾先生和方先生的意思，三国很有趣，三国很有写头，但三国不好写。没有一段历史像三国这样影响力深入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一段历史像三国这样被正史、野史、民间传说反复交叉、割裂、繁衍成复杂零乱的模样。写这段历史，会遇到更多有个性的出场人物，有更多的头绪，以及要面对如此众多的三国爱好者们的挑剔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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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先生几十年前在重庆小剧场里说三国，结果门庭若市，票价直追梅兰芳；成君忆先生一本《水煮三国》，开启无数的“水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