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八五○是唐诗的极盛时代。我在上章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前一期为浪漫的文学，这一期为写实的文学；前者无论如何富丽妥帖，终觉不是脚踏实地；后者平实浅近，却处处自有斤两，使人感觉他的恳挚亲切。李白、杜甫并世而生，他们却代表两个绝不同的趋势。李白结束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浪漫文学，杜甫开展八世纪中叶以下的写实文学。

天宝末年的大乱使社会全部起一个大震动，文学上也起了一个大变动。故大乱以前与大乱以后的文学迥然不同。但话虽如此说，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完全骤然的大变。安史之**不是一天造成的，乱后的文学新趋势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即如杜甫，他在乱前作的《兵车行》《丽人行》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已不是开元盛日之音了。不过他的天才高，蕴积深，故成就也最大，就成为这时期的开山大师。其实大乱以前，已有许多人感觉当日的文学的流弊，很想挽救那浪漫不切实的文风归到平实切近的路上去。不过那些人的天才不够，有心而无力，故只能做那个新运动里的几个无名英雄而已。

元结在乾元三年七六○选集他的师友沈千运，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徵明、王季友，同他的哥哥元季川七人的诗二十四首，名曰《箧中集》。他作的《箧中集·序》很可以表示大乱以前一班明眼人对于改革文学的主张。

《箧中集·序》

元结作《箧中集》。或问曰，公所集之诗何以订之？对曰，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呜呼，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颂，死而已矣，谁云无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似类者有五六人。於戏，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辩士？吾欲问之。天下兵兴于今六岁，人皆务武，斯焉谁嗣？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近作。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箧中集》，且欲传之亲故，冀其不亡于今。凡七人，诗二十四首。时乾元三年也。

这七人之中，杜甫最佩服孟云卿，曾说，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可惜孟云卿论文的话不可见了。杜甫诗中也曾提及王季友及张彪；李白也有赠于逖的诗。故《箧中集》的一派不能算是孤立的一派。他们的诗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中，孟云卿有一卷，余人多仅有《箧中集》所收的几首依现有的诗看来，他们的才力实在不高，大概可说是眼高手低的批评家。但他们的文论，一方面也许曾影响杜甫，一方面一定影响了元结，遂开一个新局面。

元结参看第十三章的诗才不很高，但他却是一个最早有意作新乐府的人。他在天宝丙戌七四六作《闵荒诗》一首，自序云：

天宝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阴间。其年水坏河防，得隋人冤歌五篇；考其歌义？似冤怨时主。故广其意，采其歌，为《闵荒诗》一篇，其余载于异录。

这明明是元结眼见当日运河流域百姓遭水灾后的愁苦，假托隋人的冤歌，作为此诗，这是“新乐府”最早的试作。其诗大有历史的价值，故摘钞于下：

炀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祸，以为长世谋。……意欲出明堂，便令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与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峰沪生回沟这四句其实很称赞炀帝开运河的伟大功绩。……浮荒娱未央，始到沧海头。忽见海门山，思作望海楼。不知新都城，已为征战丘！当时有遗歌，歌曲太冤愁：

四海非天狱，何为非天囚？

天囚正凶忍，为我万姓愁。

人将引天钐，人将持天锼。

所欲充其心，相与绝悲忧。

自得隋人歌，每为隋君羞。欲歌当阳春，似觉天下秋。更歌曲未终，如有怨气浮。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嗟嗟有隋氏，四海谁与俦？

大概当时表面上虽是太平之世，其实崩乱的危机已渐渐明显了。故元结此诗已不是开元盛世之音；不出十年，大乱遂起，这首诗几乎成预言了。

《荒闵诗》的次年七四七，他在长安待制；这一年，他作《治风诗》五篇，《乱风诗》五篇，自序云，“将欲求干司匦氏，以裨天监。”这也是作诗讽谏，但诗大坏了，毫没有诗的意味。他又作“补乐歌”十首，要想补上古帝王的乐歌，这些也不成诗。他又有“系乐府”十二首，序云：

天宝辛未中天宝无辛未，此当是辛卯，或乙未--**一或**五，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为引其义以名之，总名曰“系乐府”。古人咏歌不尽其情声者，化金石以尽之，其欢怨甚邪？戏尽欢怨之声者，可